今天的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伟大发展道路。可以说，中国道路的出现是世界性话题，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哈佛大学教授本杰明·史华兹就指出：中国问题研究是人类探讨自身问题的智库和博大实验室，有助于深化和丰富对人类发展经验的认识。
中国道路具有非同一般的世界意义
中国道路为什么会具有非同一般的世界意义？这主要取决于中国的三大属性：其一，中国是世界大国，在当下，现代化正在与13亿人口结合，其世界历史意义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其二，中国是东方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事实证明，中国文化精神能够成为现代化的动力。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独特的人文资源将为矫正资本主义的缺陷提供很好的药方。其三，中国既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也为当今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中国道路对世界最直接的影响是使人类发展重心开始东移。根据世界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考证分析，1820年中国经济规模在世界上是最大的，但1840年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的衰落。而100多年后的今天，世界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中华民族开始了伟大复兴，世界经济重心开始东移。林毅夫教授曾出了一本书，名叫《从西潮到东风》，就深刻反映了这种趋向。从经济增长看，1979年到201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9.8%，是世界同期的3倍多；中国经济规模在30年内翻了四番，目前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中国大大提高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生存发展条件，按照每日1.25美元生活费的贫困线标准，中国自1981年以来贫困人口减少6.6亿，这在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今日之中国正成为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重要推动者，美国人特德·菲什曼在《中国公司》一书中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世界进入中国；第二阶段是中国开始走向世界；第三阶段是中国开始影响世界。中国还以自己的发展“反哺”整个世界。2013年，中国进出口总值达4.16万亿美元，成为全球货物贸易进出口第一的国家，为全球贸易伙伴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和投资机会。
中国道路更深层的历史意义是它将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真正彰显人类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西方中心论与“普世价值”论如出一辙，它有悖于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本质上是一种话语霸权。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出发点，西方发达国家向世界大力推销西方模式。“华盛顿共识”是西方中心论的现代版，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开的标准处方。其结果是给这些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比如拉美陷阱、俄罗斯东欧的转型失败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对此批评道：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某种经济学思想导致了世界近半数人口遭受痛苦。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人类文明的道路也应是多样的。马克思曾用“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色彩差异”来表达这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存在差异，各种文明才能相互借鉴、共同提高；强求一律，只会导致人类文明失去动力、僵化衰落。
而立基于东方文化之上的中国道路真正使西方模式走下神坛，解构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丰富了人类发展的道路。目前，一些国外学者也看到了中国道路是对西方的挑战和竞争。白宫经济咨询委员会前高官克丽丝汀·福布斯这样说道：“中国既是西方最大的希望，也是西方最大的恐惧。”从整个人类文明来观察中国崛起，他觉得这是人类的希望；而站在西方文明的立场，则感到了恐惧。新加坡外长杨荣文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说：“随着世界陷入骚乱中，长期以来西方模式首次遇到一个真正的对手。”美国学者斯蒂芬·哈尔珀说，中国模式“通过悄悄削弱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力”“让西方越来越小”。中国道路将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示范效应，更多的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将会出现，一个多元竞争的时代已经到来。
中国道路所包含的富有生命力的价值观念、制度模式，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独特的宝贵价值
从经济上看，中国道路具有独特的价值。第一，与西方经济学仅仅把人看作一种普通的生产要素不同，中国的发展真正坚持了以人为本，很好地发挥了全体国民的经济潜能，实现了发展动力源的最优化；第二，与西方自由决策与自发调节的经济模式不同，中国实现了社会有机体的协调一致，尽可能减少了发展成本，避免了自由主义模式的弊端，形成了整体发展合力；第三，与西方经济学对制度的机械理解与制度成长上主张的激进方式不同，中国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为基础，“摸着石头过河”走出了改革、发展、稳定相互协调的制度成长之路，保证了发展动力激励机制的高效性。这三点是中国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强大优势。与此相比，欧美的经济模式在逐渐衰微。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美国的次贷危机、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使人们对西方经济模式产生更大质疑。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指出：“在美国，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想要变成中产阶级或者有钱人也比以前难了。主要原因就是不断扩大的平等差距。现在，平等在美国已经成为一个白日梦。美国中产阶级正在沉沦，低收入阶层的规模日益扩大。”
从政治上看，中国道路具有独特的优势。在西方，影响领导人选举的因素很多，如宗教信仰、性别、种族、形象、是否有足够的金钱等，而最重要的能力却被边缘化。而且由于不同政党的相互攻讦，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被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这既造成了人才的短缺，又造成了人才的浪费，更带来政策的非连续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罗提出的阿罗不可能定理采用数学方法证明，投票选举方式不能保证产生出合乎大多数人意愿的领导者。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优势是，以能力为基础的全国性选拔、长期有意识的培养和历练、年龄的限制、定期的更替、行政和立法机构的差额选举，等等。从政治实践看，这种机制要胜过西方模式。随着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其政治制度会更加完善。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福山认为：“中国模式具有西方民主制度不具备的重要优势。在过去10年中，中国人民享有较大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政府治理方式不断改进，纠错机制发挥了明显作用。”
从文化上看，中国道路具有独特的基因。任何发展道路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从根源看都是自身文化系统的延续。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具有独特的优势：其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西方文明是一种竞争性文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实力竞争构成了西方世界体系的基本模式。其二，中华文化的整体思维方式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它不仅表现在考察和分析自然现象方面，也体现在工程、建筑、医学、艺术等社会实践中，对推动现代科学技术的整体化、综合化发展，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正如季羡林先生所指出：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其三，中国的人学思想丰富。中华文化强调人的自我修为、自我提升，注重人的道德自律与自觉，明“人伦”、讲“中和”，求“致和”，蕴含着协调人际关系、讲究心态平衡的深刻思想。随着西方宗教社会功能的下降，更加凸显中国人学思想的价值。其四，中华文化具有高度的包容性，既崇尚“和为贵”，又主张“和而不同”，其他文化的种子都可以在中华文化的母体内找到自己发展的土壤。其五，中华文化具有丰富的人文精神，比如，爱国主义、君子文化、礼仪文化、尚贤文化、忠孝文化以及人道主义精神等。这些都将为中国道路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宝贵的精神资源。
对于中国道路的未来，两位伟大的学者不约而同地做出了同样的预见。约瑟夫·汤因比作为历史学家，晚年对西方文明持有悲观失望的情绪，他曾指出：“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炉”“如果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这个礼物应该是现代西方的活力和传统中国的稳定二者恰当的结合体”。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说：“我相信，假如中国人对于西方文明能够自由地吸收其优点，而扬弃其缺点的话，一定能产生一种糅合中西文明之长的辉煌业绩。”
可以预见，中国道路的出现将改变的不仅仅是世界格局，还将改变人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在“中国经济制度变革3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所说：我是一个出生于1910年的老人，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事情，深知中国前途远大，深知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中国的经验对全人类非常重要！（郭万超：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