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历史哲学的概念，“民族精神”是近代以来的产物。
孟德斯鸠大概是最早论述民族精神的学者，因为他把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与这个国家的地理、法律、宗教、文化的传统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说：“人类受多种事物的支配，就是：气候、宗教、法律、施政准则、先例、风俗习惯。结果就在这里形成了一种一般的精神。”在这里，所谓“一般的精神”就是指反映一个民族普遍精神特质的“民族精神”。赫尔德则最早明确提出了“民族精神”的概念，他在1774年出版的《另一种历史哲学》一书中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它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创造一切，理解一切。”黑格尔大概是论述民族精神最多的哲学家，他继承了赫尔德关于民族精神的概念，从其理性或“世界精神”统治世界及世界历史的基本理念出发，认为“世界精神”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和任何其他阶段不同，所以都有它一定的特殊原则。在历史上，这种原则便是反映世界历史特殊阶段精神特性的“民族精神”，或者说，“民族精神”就是世界精神特殊的阶段性体现。在这种世界历史特殊性和阶段性的限度内，民族的宗教、政体、伦理、立法、风俗，甚至科学、艺术和技术，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标记。虽然黑格尔对民族精神的使用和解释是唯心主义哲学的产物，但并不是没有积极的内核。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
进入20世纪之后，斯宾格勒和汤因比都曾经讨论过民族精神的问题。尤其是斯宾格勒还尝试对民族精神或文化的象征符号进行规定。譬如，日耳曼文化是浮士德精神，而直刺云霄的哥特式建筑就是这种精神的符号。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
对民族精神进行专门的研究和讨论，但他们在观察和分析世界范围内各民族国家的问题时，也研究了不同民族在精神领域的特殊表现和现象。在论述民族问题时，他们对“民族个性”“民族性格”“民族特征”“国民精神”“民族意识”等与民族精神相关的问题进行过精辟论述。在他们看来，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性格的特征。民族精神是这个民族之所以是这个民族而不是另外一个民族的根本特质和内在规定性。每个民族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格。
在中国，毛泽东同志明确使用了民族精神的术语。他在1938年《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提出要“以民族精神教育后代”，1939年分别在《研究沦陷区》和《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中两次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达其侵略目的，妄图“消灭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习近平同志对中国精神的论述是关于民族精神的最新阐释。他强调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同志的这一重要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当代中国人民而言，民族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原因在于：
其一，民族精神可以构成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连接纽带，成为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家园。民族精神基于一个民族生存的环境、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这种精神来自于民族生活的特殊样态，也塑造着民族的生活样态。中国精神即中国的民族精神，它从生活繁衍于神州大地、山川、海洋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性活动之中孕育而来，也不断塑造着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这种共同的精神把中华民族凝聚在一起，构成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其二，民族精神可以促进形成民族振兴和文明发展的价值目标，成为中华儿女不断奋斗的理想愿景。作为中国精神永恒底蕴的民族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所有成员价值观的共同基础，当前中国人民最突出的价值追求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基本的终极理想目标就是指向中国梦的实现。
其三，民族精神能够提供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强大推动力，成为中华儿女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人类活动的最大特点就是有意识的自觉活动，这决定了精神力量对于人类实践的极端重要性。人没有点精神是不行的，民族没有精神就更难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力量，而人的生产力则来自创造性的力量。创造力是有精神支撑的。精神力量的境界越高，其鼓舞力量就越是持久。
其四，民族精神有利于升华民族整体和全体成员的素养。精神的力量是一种升华的力量。每一个民族的道德都是民族精神的规范性体现。没有民族精神的支撑，道德要求往往成为一种他律的外在性力量；反之，则可成为自律的升华力量。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道德和有丰富精神世界的民族，但是外来文化的强势挑战以及近代发展的落伍，使我们的民族精神受到了部分遮蔽，突破道德底线的现象屡有出现。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发展，必须重构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巩固我们的文化自信，重振我们的民族精神。（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梦的哲学意蕴和理论建构”首席专家、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韩震）
